我記得1951年6月20日我班同學舉行高中畢業典禮後，我隨即在7月1日離開廈門前往香港。在港一年中不能升讀大學（未合報考香港大學條件，並已過招考時間）。我改在1952年回廈門參加全國統一招生考試，被分配入浙江大學電機系發電廠配電網專業。畢業後又被分配在福建省工業廳工作（後調整入水利電力廳），以後又調往閩（福建省）北供電管理所，管理閩北電力網。
1955年，我遭受「肅反」運動的衝擊（因我是基督徒又曾到過香港），受單位管制171日。「肅反」運動後，我沒有被定罪，反而升級加薪。在1957年「大鳴大放」時，神用一封電報拯救我沒有被打成「右派」。事情是這樣的：開始「大鳴大放」的第一日，我即被單位派往上海參加綫損會議及培訓班（「綫損」：指如何減低高壓電力系統的損耗），為期一個多月，在將回福州時，單位主管人同意我順路前往杭州電業管理局參觀。在杭州時，忽接單位主管人電報要我再往上海開會。當我第二次會議結束回福州已是晚飯時間。該晚沒有政治學習，第二日上午通知我前往聽「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甚麼？」的政治報告。換句話說，該封電報使我從「大鳴大放」的第一日到最後一日，都沒有在本單位，也就沒有「鳴放」的機會。我因「肅反」受過管制，加上當時的「天真」，按我的個性，只要有一點機會，我說幾句也是理所當然的，後果當然就是「右派」。如沒有這封電報，我個人的歷史與現在對比，就會「面目全非」，全部改寫。不只是我個人問題，還牽涉到整個家庭。我衷心感謝愛我的神。（後來我單位一位團支部書記，被以「技術員是工程師的計算尺」定罪，當上「右派」，連降三級，被下放南平勞動改造。）
我受「肅反」的打擊，加上宗教信仰問題，我很後悔1952年回國，也很想到香港謀生；1961年我即向單位提出往香港探親申請；1963年被批准往港。當時我是技術人員，能被批准往港確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但神沒有難成的事。（我前有兩次由港回大陸的記錄，一為1952年；一為1953年，那次是由杭州到香港，又回杭州。）
我到香港後失業100日，剛巧與一位浙大同學在香港青年會電梯口相遇，他知道我的情況後，為我介紹入一電風扇製造廠工作。一年多後又隨那位浙大同學轉入一美資電器廠工作一個月，在偶然的環境下，一位主內弟兄介紹我進入香港大學解剖系接替他的工作（我往醫院探訪一位主內姐妹的丈夫做腦部手術，遇見這位弟兄）。1965年8月1日，我到香港大學上班，一直在港大醫學院解剖系工作29年。在這段時間，我領取港大薪金兼顧教會事務（帶職事奉），在1994年6月30日退休。
當時港大解剖系張光朔教授（系主任）組織大批人力測度香港數十間中小學三萬多個青少年身體數據，每人測度39項（如頭圍、身長等），連續測量三年，以研究中國南部青少年生長發育與家庭經濟條件的關係，大部分為6-25歲青少年，少部份為學前兒童（出生至6歲）。這項研究必須運用統計學。那時還沒有小型電腦，而是以大型電腦處理，這些數字以紙卡打孔輸入電腦。我當時不懂統計學；也不懂電腦，只好在工作中自修統計學來完成教授交代的工作，後來他們寫了幾篇論文刊登在國際性醫學雜誌上。這些兒童及青少年的身體資料，現仍被香港醫學界應用；是我所信靠的神在幫助我。更奇妙的是：當那位主內弟兄介紹我往港大接替他的工作時，我事前沒有與教授見面，第一日到港大即上班工作，他沒有詢問任何問題，也沒有任何要求，不必提供學歷或工作書面證明，這是神蹟。
1968年年初，在神環境的安排下，我兼任香港基督教會迦密堂義務（即不領取教會薪金，而領取港大薪金）堂主任；一面在港大工作，一面牧養北角及西環兩個堂會。1976年1月起，每月出版月刊。近年來我寫了幾本福音小冊子。
2000年10月，我到福州遇見一位以前在福州工作的同事，他告訴我，在「文革」時，我們單位自殺28人；他開玩笑說，如果我當時在福州，可能我是第29人。
我在1952年入浙大後即比以前更經歷神的恩典，祂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人不能勝天，生命與環境都掌握在神的手中，聖經詩篇：「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滴在曠野的草場上。小山以歡樂束腰；草場以羊群為衣；谷中也長滿了五穀。這一切都歡呼歌唱。」（詩六十五11-13）願全班同學都信靠耶穌，得到永生之福，人生才有意義。
附註：這篇文章原刊登在廈門鼓浪嶼英華中學英挺社畢業五十週年記念冊中，特此說明。